图为王定烈在接受记者采访。（南俊鸿  摄）

刘敬行 杜烁

    10月26日上午11时，新河大酒店217房间。

    记者有幸采访了来邢参加董振堂事迹陈列馆暨铜像落成揭幕仪式的老红军、原空军副司令员、今年已88岁高龄的王定烈将军。记者与这位白发银须的老人面对面地交谈，一起找寻了那段难忘的红色记忆。

长征时的”红小鬼”

    王定烈的家乡宣汉县位于四川东部，背依绵亘千里的大巴山，浩浩长江从这里滚滚东去。1933年10月，15岁的王定烈和本家8个叔侄参加了红四方面军33军。谈起那段记忆，老人激动地说：“现在，人们都说我是老红军。我参加长征时，可只是一个红小鬼。参加红军以后，我直接到连队当了兵，接着就开始打仗。当时，川东游击军和红军33军会合以后，把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33军。这支新成立的部队，哪有什么武器啊。我记得，我的第一件武器是大刀，还有长矛。长矛就是用四川的竹子削尖了后，再用火烘干，其实是梭镖。真正进入长征时，我十七八岁。武器是从敌人那儿缴获来的。

一颗子弹，16年的“朋友”

    谈起长征中最难以忘怀的战斗经历，老人爽朗地笑了笑，说：“那就要数这个和我做了16年伴儿的‘老朋友’了！”

    “红西路军的战斗很惨烈。过草地之前，我在5军团。占领山丹城的时候，军部和我们团部在一起。军长董振堂对我们说，昨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我们战斗的士气更高了，占领了临泽县后，我们就去高台。当时5军只有4个团，军部机关带领两个团到了高台，我们两个团在临泽，两地相距20公里。我们走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我们停下来，敌人就围过来。高台战斗，经过了九天的战斗，军长董振堂牺牲了，杨克明也牺牲了。后来，我被并入了30军268团。那时候我已经不是小文书了，已经扛枪了，并经历了祁连山战斗。”

    “一个敌人冲过来，眼看马刀朝我头顶斜劈下来，刀锋就在眼前。一个战友调转枪口，敌人便应声落马。”王定烈回忆说，“但我还是被子弹击中了。子弹从我的左后腰穿进去，打穿左肾，之后向上，卡在了脊骨间，我当场晕过去了。苏醒时已是下半夜了，我硬撑着爬出尸体堆。”

    “就在大家聚在一起时，提刀闯进来的敌人一阵疯狂乱砍，我的头被猛击一下，当时眼睛就被血水模糊了。”王定烈老人继续说。记者看到，老人从耳根到脑门的刀痕仍旧清晰，左右手上各有一处刀疤。经历了这样的血腥屠杀，王定烈依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他再次苏醒时，战友的尸体都已冰凉。不过两天后，他还是被敌人俘虏了。

    “当时一个叫郭锡山的人叛变了，他企图劝降我和其他战友。”王定烈回忆着，“我腰上的子弹，卡得我始终直不起腰。但咱怎能在叛徒面前低头！我硬是牙一咬，心一横，劲一使，腰竟伸展开来！嘿，没想到，那颗横着的子弹过来了，我的腰也直了。后来，在多方交涉下，我被释放回到了延安，但那颗子弹一直留在身体里。后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到广州工作，子弹才被取出来。这个‘老朋友’跟了我整整16年。我舍不得丢掉，一直装在一个铁盒子里留着。后来，参加四川巴中红军纪念馆一个活动时，就赠送给他们收藏了。”

将军的“草鞋情结”

    1975年，王定烈任空军参谋长。1982年，王定烈任空军副司令员。1985年，王定烈退居二线。

    然而，对于已到暮年的王定烈来说，他依然心有所想。穿了几十年的草鞋和布鞋，便能说明老人对于长征这段历史的特殊情结，王定烈老人说：“当时，我在家乡就穿草鞋。长征路上因为没有布鞋，草鞋成了生活必需品。战斗中间的休息时间，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打草鞋。现在，我的习惯就是夏天穿草鞋，冬天穿布鞋。”王老还对记者说，我们穿着草鞋打敌人、走长征，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我们今后的路程更远，新的长征仍然需要发扬“草鞋精神”。